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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
发布时间:2018-01-05 09:43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欧洲各国特别成立了纪念一战100周年委员会,展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克拉克的《梦游者》一书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本一战纪念专著,该书重新探讨了战争的开端,对德国为一战的罪魁祸首和一战的发源地这一公认的事实提出了挑战。英、法、德各国对此反响强烈,态度不一。
  一战对欧洲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当欧洲各国围绕一战的叙事和记忆而争议时,同为一战参加国的中国,纪念战争的声音相对弱了很多。相较于欧洲学界,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与一战的研究,甚至在一些基本的历史线索上尚存在模糊之处。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但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内学界针对一战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有的外交都有其相对应的国内政治背景,但这种背景是一种合力的作用还是竞争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政争是否当然对外交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仍然需要具体的案例分析。
  一战前后的中国外交,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息息相关。中华民国成立后,为获得列强承认,北京政府宣布继承晚清政府所有的条约、外债和特许,这使得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局面事实上是晚清外交的继续,辛亥革命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各国的对华侵略态势,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仍然存在。然而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内部各国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矛盾在远东地区体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能有实力影响中国政治的,除欧洲各国外,还有美国和日本。因欧洲内部的紧张形势,英、法、德、俄事实上无暇分身,真正在中国开始强力介入的是美、日两国。此时,民国政治因政府主要操纵于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之手,亦可称北洋政治。从大的线索而言,民国外交经历了承认民国、洪宪帝制、参加一战、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军阀混战、修约运动等节点,每一个节点背后都有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其复杂之处,不仅在于北洋派系内部的争斗,还在于列强势力掺杂其间,各自培养自己的代言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甚至有时候亲自出马,干涉北洋政治。
  列强对北洋政治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时期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的继续,只不过面对的是中国内部新的形势。各派政治势力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寻求列强的帮助。究竟是谁操纵了北洋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事件,因利益寻租的关系,并没有绝对的主导者,但具体到某个案例上,总会有起主要作用的几个国家或某派势力的结合。基本上,日本在北洋时期欲控制中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从承认民国到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都可体现出这种趋势。而美国则从承认民国开始,一直试图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努力,华盛顿会议则直接拆散了英日同盟,使得中国重新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欧战爆发之后,北京政府几乎同日就已经得到消息,并抱定了对欧战的中立态度。因交战双方在华各自拥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否会祸及中国,是当时北京政府主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北京政府对国际法的掌握和了解已经非常深入,于是冀图运用通行的国际规则,尽量避免受到战争的影响,其宣布中立之举,亦属依据国际法做出的应对策略之一。袁世凯注重国际法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做重大外交决策之时,会召集伍朝枢、顾维钧等通晓国际法的人士参与会议。宣布中立之前,北京政府最关心的是近邻日本采取何种行动。在宣布中立时,并未预想到日本将会加入战团,在未得最佳外交形势的情况下,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中国宣布中立后,日本很快紧随英国于8月23日对德宣战,随后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巴黎和会上中日纷争和交涉的根源自此种下。
  如何收回山东权益,成为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达到此一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中国方面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结果是当然地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考虑。除先后派遣刘式训、夏诒霆赴欧调研外,还通过保和会准备会进行理论探讨。从准条约的视角而言,华工赴欧是中立时期北京政府的变相参战行为之一。日本则不甘心交还山东,遂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独霸中国。英国方面的档案表明,英国对日本有意利用英日同盟加强其远东霸权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施压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同时,亦逐步认识到日本的野心,为战后解散英日同盟埋下了伏笔。
  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中尽力依据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的规定,试图说服日本在谈判中收回那些严重违反公法和既有条约的要求,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二十一条”交涉从日本提出要求到最终缔结《民四条约》,日方都在公然挑战既有的国际条约及外交惯例。即使是其同盟国英国,亦无法容忍日本此种行为。英国先后就铁路问题多次向日方提出备忘录,指出日本违反了现行条约,如果一意孤行,则将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
  在寻求参战的道路上,曾经出现了一次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环境。1915年11月,为了杜绝德奥两国在华进行的针对协约国的活动,俄国与英法两国商议后,建议中国驱逐在华德人进而对德绝交,并许诺贷款给中国扩建兵工厂。虽然俄、英、法为中国对德绝交进行了相当的外交努力,但日本此时坚决反对,中国错失了此次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机会。美国参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是否对德绝交和宣战展开讨论,派系政争夹杂其中。北京政府对德绝交并宣战,虽然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在政争中占得上风,但多数意见已意识到参战利大于弊。因此,政争是否损害了外交决策的选择,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可以从此角度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从程序上而言,断绝国交与加入战团,本属两事。单纯绝交事实上并未脱离中立状态,而加入战团便为宣战,这种从程序上的区分对于判断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刨除政治上的派别之见,从法理上确认绝交究竟应由谁来决定,对于府院之争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参战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只是名义上的参战。华工在欧洲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以及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都是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最初法、英等国来华招募华工时,民国政府虽然为维持中国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招工方式必然具有国家性质。北京政府甚至希望能通过华工出国,换来协约国对中国出席战后和会的承诺。《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中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广义上的出兵西伯利亚,还包括出兵外蒙古。北京政府趁机收回了外蒙古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中国参战之前的和会筹备,主要以加入和会为目的;参战之后,加入大会已经不成问题,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成为筹备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参加一战,实因山东问题而起,预筹参加和会的种种努力,最初亦属为收回山东而设计,但在出席和会的准备讨论中,并未提出山东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或为:由于日本一再宣言将归还青岛,因此政府内部并不认为这属于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宏大的废约问题上,力图借此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山东问题是隐含在中国的与会宗旨之内的当然内容。又由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日本为对手,因此何时以及如何向大会提出,必须在摸清日本的方针以后方可着手。陆征祥过日时与内田的谈话,已经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针,不单独对日是中国参战前内部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外交策略,此策略与日本的方针针锋相对,不得已,到达巴黎后陆征祥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事实上等于拒签。学界在北京政府最后时刻是否下令签字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和会代表最终拒签和约的原因,认识大体一致,即主要是因为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运动给政府以巨大压力。
  已经有研究总结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面对的是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国对世界问题很少发言,“中国以高度警惕与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外部世界的各种发展,在各国纷争中力图保持中立和超然。”一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尝试守住自身利益,但中立的政策并未达到效果。1917年,中国终于对德宣战,“无疑,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可以认为,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参战使得中国获得了加入战后和会的机会,中国能够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便是很重要的。“参战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参战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是明智的。” 继国产大型客机C919首飞成功后,12月24日中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的成功首飞,再次刷屏国内外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称,作为中国“三个大飞机”之一的AG600,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在研水陆两栖飞机,是中国在大飞机领域研制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对此,专家指出,2017年,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单。在创新驱动下,中国已接近世界创新国家第一集团,并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创新表现越来越强势,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正在不断提升。
  接近世界创新第一集团
  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铁的运营使中国成为全球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可燃冰试采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了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原型在中国诞生……回顾2017年,中国涌现的一大批科技成果再次成功领跑全球科技创新。
  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称赞与认可。美国“安卓管理局”网站近日报道称,曾经完全是外国技术进口国的中国现已成为一个技术出口国,其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如果说原来是中国在模仿硅谷,那么现在是硅谷在模仿中国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全国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2016年中国研发投入1.57万亿元,占全球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超过20%,研发经费占GDP2.11%,已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
  “总体上看,我国已接近世界创新国家的第一集团。”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日前指出,据监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2000年处于第38位,2017年上升到第17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从2012年第34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22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5名俱乐部的发展中国家。
  品牌价值跃居全球第二
  创新方面,中国企业的表现越来越强势。数据显示,2016年企业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占比77.5%,企业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占比超过六成以上。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6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中国企业上榜数居全球第三。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38.9%。
  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成就了更多的中国品牌。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格力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球家电领军企业,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超过3亿;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今年强势进入2017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品牌价值上涨21.4%……
  “品牌是企业的世界名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品牌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世界品牌数,既表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更凸显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英国著名品牌管理和品牌评估独立顾问公司“品牌金融”不久前发布的“2017国家品牌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品牌总价值逾1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品牌在全球最具价值品牌世界500强中的数量由2008年的15个增至2017年的57个。
  将打造一千个知名品牌
  “未来,中国品牌建设可提升空间依旧很大。在此过程中,我们需以创新为引领,提高原始创新的能力,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鼓励创新及完善创新体系等方面下功夫。”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与创新创业研究室主任贺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指出,这几年,中国品牌影响力逐渐增大,如航天科技、中航工业等企业依靠自主研发,打造了神舟、长征等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自主品牌。高铁、核电、特高压等产品品牌已成为国家名片。这些无一不是矢志创新的结果。
  科技创新之外,贺俊认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还需在品牌积淀上多下功夫,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打造更多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并加快中国品牌“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日前介绍,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正在配合国家发改委研究制定《中国品牌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品牌加快走向世界。“我们将以每年品牌价值评价发布榜为依据,培育一批中国知名品牌;以世界品牌联盟为基础,培育一批世界知名品牌,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培育打造1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提高中国品牌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刘平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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